中華工商時報丨“92派”：現代民營企業家的誕生
近日，由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管主辦的權威媒體《中華工商時報》整版發布了致敬40年40事40人系列文章——《“92派”：現代民營企業家的誕生》。文中提到，鄧小平南方談話所引發的巨大波瀾，讓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的政治沖擊，也讓很多人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陳東升、郭廣昌、毛振華、田源等一大批官員、學者紛紛走出體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這批人很快崛起成為某個行業的開拓者、佼佼者，形成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民營企業家群體——“92派企業家”。
1992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現代企業家群體正式登場。
是年，陳東升、郭廣昌、毛振華、田源等一批人，從體制內轉向體制外，下海創業。這批人，深諳體制之長短，嫻熟地“運用計劃經濟的余威搶占市場經濟的灘頭”，一手借助體制優勢，一手借助市場化道路，迅速抓住歷史性機遇，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很快崛起成為某個行業的開拓者、佼佼者，形成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民營企業家群體——“92派企業家”。
鄧小平南方談話掀起下海潮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處于前所未有的動蕩之中。彼時，西方國家對中國所實行的政治、經濟封鎖，更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有一項數據記載，1991年，我國私營企業利潤下降達67％，一時間，許多私營企業不是歇業關門，就是紛紛又戴上了“紅帽子”。
當時，已是四川有名的“飼料大王”的劉永好兄弟們，正躊躇滿志、滿懷熱情地暢想企業的美好未來，這樣一場關于姓“資”姓“社”的爭論，讓他們陷入了發展的迷茫。一時間，過去經常去企業視察的領導不再去了，企業采購、運輸、銷售很多環節開始受阻，競爭對手告他們“投機倒把”。
可以說，在1992年初之前的兩三年，整個中國，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處于一種低谷狀態，籠罩著一種沉悶、壓抑、疑慮、無所適從的氣氛，不少黨內人士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姓“資”姓“社”的思潮，開始重新占據思想和輿論陣地。劉永好兄弟的境遇并非偶然，也非孤例，而是一種普遍現象。
這讓鄧小平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
1992年1月17日，農歷臘月十三。時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在女兒鄧楠的攙扶下，悄悄地登上一列普通綠皮火車。這趟列車的運行軌跡，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命運。
南巡期間，鄧小平告誡人們，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誰不改革，誰下臺。只要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大膽地闖、大膽地干。
“南方講話”猶如黃鐘大呂，壓倒了“左”傾思潮的瓦釜雷鳴，沖破了“問一問姓社姓資”的陰霾，推動了新一輪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步伐，加速了對內開放、對個體私營經濟開放的步伐。
在“南方講話”精神指導下，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勝利召開了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私營經濟理論和基本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會議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并且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鄧小平南方談話所引發的巨大波瀾，讓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的政治沖擊，也讓很多人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一大批官員、學者紛紛走出體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
1992年，由此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轉折點，成為一批人改變人生軌跡、實現人生價值的契機。
催生龐大的“92派”
東方風來滿眼春。
1992年，還在《改革》雜志擔任主編的吳敬璉去廣東作報告，講市場經濟和經濟體制改革主題，會場往往人滿為患，官員、企業家，甚至學生都會去向他詢問民間創業的前景。“我從中預感到，改革大潮已在涌動，民間創業的積極性已經被調動起來”。多年后，年屆80多歲的吳敬璉，仍然能清晰地憶起當年的情景。
鄧小平南方談話，不光令人們的內心有了波瀾，并且也很快成為中央的決策主軸。國家體改委隨即公布了兩個文件，即《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而這兩份文件，被認為是中國企業制度變革的轉折點。
有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再加上這兩份規范文件的出臺，一場蔚為壯觀的“下海”潮平地而起，一大批官員、學者從體制內出來投身商海。
這一年，浙江東陽人郭廣昌剛滿25歲，他從復旦大學哲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已有3年。大學老師，這份看起來既穩定、又體面的職業，如果當年沒有選擇辭職下海，或許多年后的今天，郭廣昌已是站在講臺上的知名教授，亦或是各大峰會專家席上的常客。
彼時，比郭廣昌大10歲的湖北人陳東升，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志《管理世界》副總編，官至廳級。
陳東升在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書時的大學同學，同時也是湖北老鄉的毛振華，當時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任處長一職，捧著著令人羨慕的“金飯碗”。
這三位年輕人，雖然身處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但無一例外，都是名副其實的“體制內”精英。然而，鄧小平的南巡之旅，讓他們的命運從此發生改變。郭廣昌坐不住了，他拿著原本準備用來出國留學的3.8萬元借款，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創業。在當年，郭廣昌的月薪不過每月二三百元，3.8萬元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筆巨款，一旦創業失敗，則意味著，至少10年的工資收入打了水漂。
郭廣昌心里明白，放棄這樣一份穩定工作，選擇創業這條路，即意味著前途未卜。但最終，他還是決定放手一搏，“這未嘗不是一條更好的出路。”
與郭廣昌相比，學經濟學出身，且年長一些的陳東升，下海之路則顯得更為篤定和自信。早在創業之初，他就計算好了“下海”的機會成本，要么“當部長”，要么“創立一家世界500強企業”。
而毛振華，則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一段時間里，除了把國家體改委剛公布的兩大文件，天天揣在懷里，逐字逐句摘抄、研讀外，還經常騎著自行車，從中南海騎到東單陳東升的家，作為從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讀的同學，他們曾經無數次交流過彼此的創業設想，經常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
后來，離開體制后的陳東升，創建了如今被稱為“中國索斯比”的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4年后，他又組建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談起當年下海的原因，陳東升說在發起評選中國企業500強后，他的觀點徹底改變了，意識到只有實業救國是根本的，經濟決定一切；如果沒能擁有一大批世界頂級企業，經濟強國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毅然決定下海。他說：“我下海的原因，在中國企業家當中也是少有的。我覺得很高尚。”
就在陳東升創辦嘉德的半年后，毛振華也從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辭職，決定從事信用評估，他要做中國第一家像標準普爾和穆迪那樣的評級機構，于是創辦了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
郭廣昌則和同學梁信軍一起，注冊了公司，做起了咨詢生意。多年之后，談到當初下海創業，郭廣昌說：“1992年市場改革以后，創業到現在的感受就是很忙很辛苦，但就像一團火焰，燃燒著，很痛快。”
其實，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改變的不僅是這三位年輕人的命運。據中華工商時報統計，這一年，全國至少有10萬名黨政干部、知識分子“下海”經商。
這當中就包括曾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的陜西人馮侖，當年，他通過關系用數萬元“換”來一家信托公司500萬元投資，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前往海南。
在海南，他碰到了幾個志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些人和馮侖一樣，也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日后，他們被稱為“萬通六君子”，無一例外都成了中國商界的風云人物。
其實，不管是郭廣昌、陳東升、毛振華，還是馮侖，他們都只是當年中國“體制內”干部、知識分子下海的一個縮影。
下海的人，如過江之鯽。在這個“92派”企業家群體中，還有原深圳蛇口區常務副區長武克鋼“被下海”，創辦“通恒”；副縣長熱門人選朱新禮下海創辦“匯源”；黃怒波去職中國市長協會副秘書長，創辦“中坤”；王梓木去職國家經貿委綜合司副司長，創辦“華泰”……
再者如田源、王石、朱新禮、郭凡生、史玉柱……他們每個人，在各自不同領域里發光發熱。
這一批極富時代色彩的創業者們，白手起家，開始經商、辦企業的活躍青年群體，被陳東升自詡為“92派”。
試水現代企業制度
陳東升曾對他為何提出“92派”有過一番解釋。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開始回到改革開放的正軌。之后，國家體改委頒布了《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陳東升正是遵循這兩個文件創立了嘉德拍賣和泰康保險。
陳東升說：“我經常說1992年是現代企業的元年，92派是中國現代企業的試水者，就是依據這兩個文件。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辦企業都是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再不是鄉鎮企業、民辦企業、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了，不再是按資本的屬性辦企業，開啟了中國真正現代企業的時代。期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和體系。在這之前，我們只能說是計劃的商品經濟，還不能提生產經濟；也有人說是鳥籠經濟，計劃是籠子，市場是小鳥，只能在一個籠子里飛。由此可見，1992年對我們國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
沒有哪一代的企業家，能夠像“92派”企業家這樣，擁有如此深刻而統一的群體記憶，并以一個特殊的年份為自己打上了標簽。
這群受到鄧小平“南巡”講話影響，而主動下海創業的體制內官員、知識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6年，有的人沒有堅持到最后，有的人摔倒后再也沒有爬起來，當然，也有人成功了……他們的人生經歷、創業故事和思想觀念給關心中國經濟改革與企業成長的人們帶來了深刻的啟發。
26年來，這一群當年白手起家青年群體，其成長的速度是最快的。探究緣由，不難發現，當年率先走出體制內的他們，身上不僅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還是堅定的市場派。
“我們下海的目的不僅是賺錢，更是想在某個領域成就一番事業。事實也是這樣，十幾年后，我們都成為各自行業中的領先企業。”當年從國家體改委研究所辭官下海創辦了慧聰公司的郭凡生，這樣點評自己所屬的“92派”。
“92派”創業，的確有它的特點。他們下海的目的很明確，不做小買賣，而是敢于動用大資本，去創辦一家企業；在行業的選擇上，也往往不會選擇傳統的制造業、農村企業等，而是選擇真正走向市場化的現代服務業，如金融服務、拍賣、信用評估、期貨、保險、地產等行業。他們善于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把國外先進行業引入中國市場的空白領域，很快成為某個行業的開拓者或佼佼者，而“92派”，也成為了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標志性現象。
“92派”之所以迅速成長為中國工商界的一股巨大力量，在今天看來，不僅在于這一代企業家，從根本上扭轉了陳舊理念，更在于，這一群體用自己的智慧和戰略眼光，通過對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和現代商業模式的建立和創新，助推了舊制度的瓦解和新制度的建立，加強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實力和生命力，為我國現代企業發展和民營經濟變革開啟了新篇章。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這樣評價“92派”：“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實踐者和受益者。”的確，放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去觀察，相較上世紀80年代的第一批下海潮，“92派”無疑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代表。
回顧中國當代企業成長史，不難發現，1992年之前，中國基本上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在此之前，企業都是按所有制成分劃分，只有國營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的簡單定性，股權單一，且不清晰。“92派”的出現，使得我國現代企業制度開始發端、確立，“紅帽子”等字眼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企業有了非常清晰的產權，至此，中國民營經濟才正式步入發展與壯大的快車道，產權制度的確立也才最終使得這些企業家擁有了自己的財富，由此催生了一個財富階層。
今天，“92派”企業家仍活躍于中國商業舞臺上，未來無論他們還將走多遠，這一代的崛起者，已經用自己的激情與智慧，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命運走向，在中國當代民營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
來源丨《中華工商時報》童芬芬